由于信贷市场崩溃导致经济活动急剧减少，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社会与政治稳定感到非常担忧。因此，各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扩大。
这种扩大在西方引起了一场争论——它仅仅是应对金融和经济大动荡的一个权宜之策，还是代表着长久而深刻地影响政府经济角色重新定位的一次转折？
但是，对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而言，西方关于政府角色的激烈争论实属难以理解。不存在大政府重返亚洲的问题，大政府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亚洲。早在此次危机之前，快速成长的亚洲经济体的政府，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政府就通过制定与落实工业政策、管理汇率、安排外汇储备、以及运用国有资产等方式，一如既往常规般地影响着经济成效。中国将马克思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预想过政府作用的萎凋。
所以，对于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生活与经商的人来说，从意识形态上为政府的经济角色担忧，可以说是不得要领。在亚洲，政界与商界领袖往往更加注重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