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全球经济活动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的重新平衡只是反映了重力的经济规律。在一个创意可以自由流动，以及各个国家正处于采用现代生产、通讯和分配模式的不同阶段的世界上，欠发达国家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之时，它们应该比后者增长得更快。

但同样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一种结构性优势，而这种优势在全球经济运行中是根深蒂固的。虚张声势的西方贸易谈判代表往往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国家（如中国）“故意”压低货币汇率的问题上，而这正是我所指的结构性优势的一部分。但是，它真正的根源要深刻得多——所有这些状况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劳动力不能在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上自由交易，而资本和大宗商品却可以。任何企业都可以将其生产或服务业务外包到工资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可以节省大量劳动力成本。这对于失去工作的西方工人来说是痛苦的，但对于企业盈利却是一件好事，对于发达市场的消费者是一件好事，对于在新兴市场的工厂和呼叫中心工作、刚汇入全球经济大潮的新市民也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们认为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态势，很容易将其想象成一种暂时性的环境条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将会支撑全球经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情况不是如此，又会如何？本文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应该考虑这种似乎不可能的可能性，并且探讨金融危机可能会促使全球经济向更均衡的贸易、资本流动和消费加速转型的可能性。我认为，企业高管现在就需要为一个很快就会对原来那一套不可持续的经济关系进行变革的世界而未雨绸缪。理顺这些经济关系将对这些高管的战略优先任务——包括确定在哪些地区运营，以及为哪些市场的哪些客户提供服务——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必须预先做好准备，以防理顺经济关系的进程突然加速和急转直下。虽然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转变将会导向一种新的全球平衡，但过渡到未来世界的过程可能并不是一帆风顺和循序渐进的。